1875年，李鸿章和左宗棠在朝堂上吵了起来，李鸿章说：中国这么大，新疆土地贫瘠，不要了又如何？左宗棠愤怒地说：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哪有说不要就不要的。

在十九世纪中期的中国，正值国家危机四伏之时，天下大乱。南方的太平天国之乱未平，西北边疆则受到外敌的觊觎。正当清朝面对内忧外患，左宗棠的军事与政治才能，为他赢得了不少赞誉。清朝工部尚书潘祖荫曾评价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而曾国藩也对他的兵法与忠诚给予极高的评价。这种由朋友和敌人共同认可的尊重，源自于左宗棠对国家的卓越贡献。

左宗棠的政治生涯中，最为人称道的便是他对新疆的收复与治理。沙俄在十九世纪中后期侵占了大量中国领土，并在1864年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割让了大片西北地区。1871年，沙俄又占领了伊犁。面对这一外交屈辱，左宗棠坚决主张收复失地。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清朝政府的领导层对如何处理新疆问题意见分歧。李鸿章等人主张放弃新疆，专注于海防建设，认为新疆的丧失对国家的根本没有影响。然而，左宗棠却有着不同的见解，他坚信新疆的重要性，不仅因为其地理位置上的战略意义，更因为新疆的稳定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整体安全与民族团结。

左宗棠在朝堂上力争收复新疆的必要性，他认为：“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边疆若动，则中原无宁日。”最终，他说服了慈禧太后，得到了执行收复新疆的命令。

1875年，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全权负责新疆的军事行动。在出兵之前，左宗棠展现出其深谋远虑的一面，他没有急于北上，而是采取了“缓进急战”和“先北后南”的策略，确保每一步行动都有充分的物资和战略准备。这种审时度势的战略安排，使得他能够有效地集中兵力，迅速取得战场上的优势。

为了筹措足够的军饷和物资，左宗棠展现了极高的组织与筹资能力。面对朝廷拨款不足的困境，他通过与商人胡雪岩等的合作，筹得了巨额的资金。

最终，左宗棠的军队成功收复了新疆，不仅恢复了清朝的领土完整，也稳定了西北边疆，增强了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控制。

1876年春季，清朝面临新疆地区的失控局面。左宗棠，这位已年逾花甲的老将军，于4月在肃州集结大军，准备发起对新疆的收复行动。他的行囊中特意准备了一口棺材。

随后，左宗棠的军事行动迅速展开。1876年7月，刘锦棠将军带领清军与阿古柏的部队在古牧地激战。此役，清军以较小的代价——仅158名士兵牺牲，便成功击杀了5000余名敌军。

紧接着的1877年，清军的战略进一步展开。4月，清军三路分进对南疆的重要城镇——达坂、托克逊、吐鲁番发动攻势，短短半月时间内连续攻陷这三座城市。5月，阿古柏病逝，为清军的进一步行动减少了阻力。10月，左宗棠乘敌人内部混乱，先后收复南疆的东四城与西四城。

1878年1月，清军又一次大举出击，成功收复和田，着除了伊犁之外，所有北疆地区都已重新归于清朝统治下。与此同时，西方列强尤其是英国，试图通过外交手段干预清朝的军事行动，但最终在左宗棠的坚决态度和有效应对下，未能改变清朝的军事策略。

1879年和1880年间，左宗棠将注意力转向了伊犁问题。伊犁当时正被沙俄占领，清政府决定首先通过外交途径争取沙俄的撤军。经过复杂而艰难的谈判，终于在1881年2月24日，清朝与沙俄正式签订《中俄伊犁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沙俄同意撤出伊犁，伊犁再次成为清朝的一部分。

1882年，当沙俄正式归还伊犁时，左宗棠已经凭借其过人的军事才能和坚定的政治见解，赢得了民众与朝廷的尊重。

左宗棠第五次上书清朝政府，提出了建立新疆省的建议。他的提议不仅基于军事占领后的政治必要性，而且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举措对于加强中央政府对远西边疆地区治理的重要性。他坚信，借助当时新疆收复的契机以及西征大军的威慑力，快速建立行省和设立县治。

经过左宗棠的不懈努力和详尽的规划，新疆于1884年正式建省。

梁启超对此评价极高，他认为自从左宗棠开府甘陕以来，内地的势力不断向西扩展，新疆的行省化是两汉以来西域与中原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他看来，新疆的编入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也是中央政府加强边疆治理，确保国家统一的重要步骤。

左宗棠在新疆的功绩不仅限于行政上的贡献。在军事上，他亦发挥了关键作用。面对外来的沙俄威胁，他成功地保卫了这片土地，并确保其不再落入外国势力手中。在此过程中，他所展现的军事才能和坚强意志为他赢得了“为民族第一功臣”的美誉。

同时，左宗棠的民族主义情感和对外强硬的立场也体现在他对待西方势力的态度上。在担任两江总督期间，他曾强硬地拒绝遵从上海租界的规定，坚持中国军人在中国土地上的行走自由。

然而，左宗棠的生涯并非一帆风顺。他在面对外患如法国侵略时，虽极力主张抵抗到底，却因朝廷选择和平谈判而未能实现个人的军事抱负。这成为了他一生中的重大遗憾。1885年，他在福州病逝。